总之，王充之《论衡》，对于打破当时的迷信，有很大的功劳；但未能树立新哲学，而利导世务。所以后来的诸子，转换方向，折衷儒家与法家，发有益于当世之用的议论。
代表这个新倾向之诸子，主要的是王符的《潜夫论》与仲长统的《昌言》。
王符，安定临泾人，其生死年代不明，因其与马融（公元78—166年）为友，大概是桓帝时代的人，从小好学问，有志操，立仕官之意，著书二十余篇，现有《潜夫论》二十六篇。各篇之内容，在其最后之叙录中说明；校订此书的汪继培，更概括地说：“王氏精习经术，而达于当世之务。……不为卓绝诡激之论。其学折衷孔子，而复涉猎于申商刑名、韩子杂说。”这是很能把握其要点的。即王符此书，是以法家之说润色儒家的主张的，句句皆能实际适用。《四库全书提要》品评此书说，符书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他是继承王充之批评的态度，转移于政治问题上，于儒家之外添加了法家的。
仲长统（公元179—220年），山阳高平人，建安中，被任为尚书郎，后来参与曹操的军事，其著作有《昌言》三十四篇。《昌言》今亡佚不传，在《群书治要·意林》与《后汉书》本传中，尚摘录其主要的章节；严可均之《全后汉文》中，把这些散见的章节收集了拢来，更广辑佚文，故由此可知其大体。开首所说德教人君之当任也，而刑罚佐助之的话，便是表示《昌言》之内容，是折衷儒家与法家的，与《潜夫论》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