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给出两条具体建议后，率先发言，身体力行，将两条具体建议作为指南，就讨论纲要中未涉及的“三十年来中国地方自治未能成功的实际原因”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将失败原因归结为“抄袭外国自治办法、未从经济方面着眼、不了解中国过去的历史”三个方面。梁漱溟又一次以风云人物的态势，重新掌控年会中心议题的话语霸权。但不同于第二届年会一边倒的局面，梁漱溟的发言并没有成为之后讨论的风向标。与会代表多从自身经验出发，更倾向“站在社教立场”来看待问题，中心议题集中在政教关系以及如何对待现有政府两个问题上，大致分成助成派、取代派和合一派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派支持者最多。
助成派核心在于“助成”，主张在现有政府管理模式下，利用社会教育手段促成乡村自治实现，有李蒸、杨翼心、李一非、顾良杰、钟灵秀、周葆儒、高炳泰、陈一、孙有良等20多位拥趸。张植安认为：“我们研究社教助成地方自治之工作，主要是在助成两字。”[149]以董渭川、屈凌汉等为首的声称“自治与生产，在社会上更有专业，吾人似宜着眼于助成或促兴方法，而不必致全力于自治或生产本身”，认为要完成本会年会中心议题使命，“须政府各机关团体与各专家之共同努力，社会教育者于此亦有无可诿卸之任务”，提出各级学校推广教育工作、协助训练乡村小学教师等对策；李蒸、杨翼心、钟灵秀随即给出了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具体意见。显而易见，此派学者大多具有一定的行政职务，在论及政教两界的关系时，强调的是“合作”，要将“军事、政治、经济与教育四者打成一片”，密切合作，社会教育应注重“对于政府各机关团体、各种事业专家与有组织之民众间之一切沟通介绍与辅导工作”。这种观点较符合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