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在其确立伦理史观之际，也仍带有“尊天”思想的尾巴，所以，孔子不语怪力神，却仍免不了说：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愉》）
吾谁欺，欺天乎？（《子罕》）
天生德于予，桓想其如予何！（《述而》）
天之未丧斯文也， 臣人其如予何？（《子罕》）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
孟子把天命思想与英雄史观结合在一起，也便有了他的历史循环论：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孙丑下》）
他以“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孔子，五百有余岁”（《尽心下》）为据，画出了一个五百年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圈，这较之自然史观的历史循环圈，倒是多了一个人事的成分，而非金木水火土了。他寄望于“王者”与“命世之才一 ”，而不寄望于什么木克土、金克木……这不能不说是伦理史观在历史上的一个进步。可惜， 自命不凡的“亚圣”孟子生不逢时，虽然宣称：“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