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母亲都在场，她黑着脸，没说什么。
当时没说什么，并不代表她没意见，隐忍到回家的路上，她就爆发了，旧账新债一并拈来，满腹怨气，牢骚不绝，责备父亲自作主张。
父亲说：“你不是没说啥吗？”母亲怒气冲冲：“我能说啥？偏偏让我当恶婆娘？”
母亲说：“看吧，下一步就瞄准咱堂屋了。”
父亲也有一点心虚，怕他们真的得寸进尺，他对母亲说那样做只是事从权宜，并坚决答应绝不会让他们任何一家真正住进去。
父亲的承诺并不能消除母亲的顾虑，她不断把她的不安呈现在脸上、口中。我担心她的身体，就把这事揽到了自己身上。
其实，我有自己的私心，父母他们这一辈就不说了，走得再远，故乡理所当然仍把他们当自己人。可我，还有儿子，我们今后与村庄的联系其实只有这点祖产，我们得靠它在故乡扎下一条根——如果他们真别有居心，房子自然好借难收。
于是，堂嫂提出借房时，我果真这么做了，不留一点回旋余地。
我忖度过这个事情，我不怕惹他们，我的职业、我的人脉是我的依仗，他们总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他们不会情断义绝，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