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时，她继续监视，眼睛依旧一眨不眨。饭后，她儿子来接替她，继续监视。等到只剩下威克菲尔德先生、他自己和我的时候，他不怀好意地斜瞅着我，身子扭来扭去，搞得我简直无法忍受。回到客厅，又有他母亲一边打毛线一边监视我们。阿格尼丝唱歌、弹琴的时候，他母亲就一直坐在钢琴旁边。有一次，她点了一首民谣让阿格尼丝唱，说那是她的乌利（他正在大椅子上打哈欠）钟爱的曲子。听歌的时候，她不时回头瞧她儿子，然后告诉阿格尼丝，他听得都着迷了。不过，只要她一张口，就必定会提到她儿子—我怀疑她没有一句话离得开她儿子。在我看来，这显然是上帝分派给她的职责。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就寝时分。那对母子犹如两只巨大的蝙蝠，高踞于整个宅子之上。在他们丑陋身子的遮挡下，屋内犹如黑夜。见此情形，我感到十分不安，宁愿待在楼下看她打毛线，也不愿上床睡觉。我几乎一宿无眠。第二天，她又开始边打毛线边监视我们，就这样持续了一整天。
我同阿格尼丝连说十分钟话的机会都没有。信写好了，也没法拿给她看。我向她提议，和我一起外出散散步，可希普太太不停地抱怨她的病更厉害了，要阿格尼丝发发善心，待在家里陪伴她。傍晚时分，我独自走出去，盘算着接下来该怎么办，是否应该继续瞒着阿格尼丝，不把乌利亚在伦敦给我讲的话告诉她，因为这件事又开始让我坐立难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