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暮年，颇以任法自矜，往往施法外之刑，罪及琐细。炀帝嗣位，于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其后事变迭兴，刑复流于严酷。此则独裁政治之为害，非制度之咎矣。
五）学校
隋初自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舍。文帝仁寿元年，以生徒多而不精，于是下诏罢之。
诏曰：“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肤抚临天下，
思弘德教，延集学徒，崇建庠序，开进仕之路，伫贤隽之人。而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于是国子学唯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炀帝好文学，遂将学校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