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勒的学术思想历程被史家分为三个阶段。起初（1899—1911），舍勒关注的是伦理、逻辑与心理的关系，这一问题意识明显受当时在学界占支配地位的新康德主义派的支配。然而，当舍勒接触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和韦伯、桑巴特、特洛尔奇的社会理论，便果断抛弃新康德主义，彻底否定自己已有的研究思路。[6]在随后的短短八年时间中（1911—1919），借助胡塞尔的现象学直观，舍勒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神学乃至政治学诸论域纵横捭阖，论著迭出，被称为“现象学的施魔者”。[7]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1919—1928），舍勒致力于开拓自己的学术创构：在哲学领域提出了“哲学人类学”构想，力图整合心理学、生理学等新兴实验学科的知识成果；在社会理论领域开辟了“知识社会学”方向，力图化解历史主义的巨大挑战。舍勒思想的确堪称现代思想的“聚盆”，其中聚集的思想品主要有：费希特、欧肯和俄国思想家索洛维耶夫（V.Solowjev）的唯心论道德哲学，洪堡的文化—政治哲学，尼采、柏格森、狄尔泰的生命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韦伯、桑巴特、特洛尔奇的历史—社会理论。[8]不过，舍勒仍然有自己的思想立足点，这就是经帕斯卡尔上溯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心学传统。可以想见，舍勒曾试图据此整合现代西方思想的各条路径——由于不幸盛年早逝，舍勒最终没有让后人看到他最为成熟的思想成果。尽管如此，德语学界认定，舍勒思想的力度堪与帕斯卡尔、克尔恺郭尔、尼采一类思想大家相提并论。[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