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满认为，自宋以后，由于程颐、朱熹等儒学宗师的倡导，逐渐形成了一种“庶民化”的宗法理论，为民间宗族组织的普遍发展提供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前提条件。特别是他们从文化伦理的地方化角度设计的祭礼，“不用王制，以义起之”，其目的是把原来只适用于贵族及官僚阶层的“敬宗收族”之道，转化为社会各阶层的共同行为规范。这种“庶民化”的祭礼，虽然始终未能正式载入法典，但却成为民间“敬宗收族”的重要理论依据。特别重要的是，朱熹设计的“祠堂之制”框架下“五世则迁”的小宗之祭，经过地方社会的创造性转换，使之祭及四代以上的祖先，小宗之祭被转化为大宗之祭，使宗族的发展规模得以扩大和延续。另外，民间在居室之外设立祭祖专祠，自然也就突破了“庶人祭于寝”的禁令，从而使贵贱之间在祭祖方式上的差别趋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