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吴趼人式的历史小说观，主要就题材方面对小说作了限定。郁达夫谈历史小说，思考了“怎么写”的问题，而后，郭沫若阐明“为何写”的问题，这样，随着郁、郭在历史小说理论上的深入，也就触到了“重写”的问题。郁达夫所说的“怎么写”和郭沫若讲的“为何写”也就是“怎么重写”“为何重写”的问题，当然，郭沫若的“解释”与“讽喻”也包含了“怎么写”的意味。茅盾和郑振铎也都在此基础上立论。当代研究者则沿着“解释”与“讽喻”进一步探究了现代小说家对历史的书写，已经从不同角度涉及重写问题。历史小说理论的深入，必然会触及“重写”问题。但是，“历史”一词既包含着“历史事实”，还包含着“历史记录”“历史评价”的意味，“历史小说”又是按照题材划分的小说类型，对“历史小说”的讨论往往就限于“虚构”与“真实”“讽喻”与“还原”的矛盾纠葛。对历史小说的讨论，即使涉及重写，也往往认为是重写“古人古事”，而没有想到这“古人古事”本来也是前人的“书写”。就此而言，王富仁提出现代史观对于现代小说家创作的决定性作用，比其他论者深入的地方就在于注意到了古人“书写”史实的观念与现代人不同，也就在此角度触及了“重写”问题。不过，他并没有指出前文本的问题，其论述的焦点还在于作家的思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