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再让公众记着我,在我的余生里,他们不会听到我的消息……我现在很安宁,也会一直如此。为了让人把我忘记,我尽可能少写信。[258]
只有觉得自己被人忘记时,他才心境安宁。1767年,他甚至不再关心是否有人谈论他:
即使不把我忘记,无论对我是赞赏,还是诋毁,我都觉得无所谓,不闻不问,偶有所知,也不在意,简单纯朴的生活才好。[259]
卢梭在文学共和国里收入可观,困难中不乏友人相助,性情却无常,当时的人不理解,现代人也有些迷惑。巴黎高师学者李尔第(Lilti)同情他的境遇,远离沙龙,拒绝不平等的交往,是在否定虚假的礼仪,他这样做的根源是“作家主体意识或自治意识的觉醒”[260]。文学共和国是生存竞争的空间,确实有人退出,或是才华平淡,难以立足,包括那些只在报刊上出现一两次的作者,他们的行踪已难考证;或是经受不住牢狱之灾堕落为间谍,变身为旧制度的同谋也就意味着背叛了文学共和国;或是对公共舆论敬而远之,“公众的注视是让人难以克服的恐惧”[261],卢梭休谟之争时,亚当·斯密力劝休谟不要进入公众视野,“那是在冒险,报纸上多是道听途说的小故事”[262]。旧制度之下,法国没有保护私人空间的法律,窥探隐私的愿望不可遏制,“安插间谍,收容奸细,偷拆漆印,截留书信……政治风俗就是这样”。1789年国民公会获悉美国《马萨诸塞州宣言》后才想在法律上有所改观:“共和国的成员在法律上有依靠,对于人身、财产与名誉的不公正行为,应无偿获得正义的保护。”[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