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再让公众记着我，在我的余生里，他们不会听到我的消息……我现在很安宁，也会一直如此。为了让人把我忘记，我尽可能少写信。[258]
只有觉得自己被人忘记时，他才心境安宁。1767年，他甚至不再关心是否有人谈论他：
即使不把我忘记，无论对我是赞赏，还是诋毁，我都觉得无所谓，不闻不问，偶有所知，也不在意，简单纯朴的生活才好。[259]
卢梭在文学共和国里收入可观，困难中不乏友人相助，性情却无常，当时的人不理解，现代人也有些迷惑。巴黎高师学者李尔第（Lilti）同情他的境遇，远离沙龙，拒绝不平等的交往，是在否定虚假的礼仪，他这样做的根源是“作家主体意识或自治意识的觉醒”[260]。文学共和国是生存竞争的空间，确实有人退出，或是才华平淡，难以立足，包括那些只在报刊上出现一两次的作者，他们的行踪已难考证；或是经受不住牢狱之灾堕落为间谍，变身为旧制度的同谋也就意味着背叛了文学共和国；或是对公共舆论敬而远之，“公众的注视是让人难以克服的恐惧”[261]，卢梭休谟之争时，亚当·斯密力劝休谟不要进入公众视野，“那是在冒险，报纸上多是道听途说的小故事”[262]。旧制度之下，法国没有保护私人空间的法律，窥探隐私的愿望不可遏制，“安插间谍，收容奸细，偷拆漆印，截留书信……政治风俗就是这样”。1789年国民公会获悉美国《马萨诸塞州宣言》后才想在法律上有所改观：“共和国的成员在法律上有依靠，对于人身、财产与名誉的不公正行为，应无偿获得正义的保护。”[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