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催眠状态中，她非常容易受暗示的影响，但她远不是现出病态的缺乏抵抗。总体上可断言在那种状态下，我没有对她产生更多的作用，如果我对一位完全有个人能力、完全信赖我说的话的人从精神机制上进行研究的话，则我可能得到更多的结果。唯一的差别是埃米·冯·N夫人不能像她在正常状态下那样用某种赞同的心理态度来满足我。倘若，例如她有对动物的恐惧时，我没能给她信服的理由，或不考虑这种症状起因的精神病来历，而是试图施行命令式的暗示，我总是观察到她脸上的紧张和不满的表情；当我在催眠结束时，我问她是否害怕这动物时，她会答道：“不害怕，因为你坚持主张这样。”类似这样的回答主要是出于她对我的顺从，而不是什么成功，若我反复用简单的暗示来代替加于她头上的许多一般命令，可能会好一些。
但同是这样的病人，面对暗示治疗如此顽固地缠住她的一些症状，只是在精神分析或个别说服下才消除，这样的人在某个医院环境中被人发现症状有所减轻，这是由于治疗中无关的暗示，或是没有联系到她的疾病的一个问题。我已在病史过程中举例她催眠后的顺从。对我来说，这行为似乎是没有任何可反驳的。而这也是一种较为强烈的观念一定要表现自己。如果我们探究“固定观念”的机制时，我们发现它是有基础的，基础是如此之多的经历的支持，这些经历是这样的强烈，以至于我们不禁惊奇地发现这些观念能成功地保持下来，抵抗由暗示所产生的相反观念，使病人具备仅仅有限的能力。大概真正病变的大脑才有可能通过纯粹的暗示除掉因强烈的精神事件所导致的产物。[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