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就颇倾向于这种看法，因为近年来绝大多数批评家都是来自律师界。这些先生中有不少人也许对坐上威斯敏斯特大厅[1]的席位已经绝望了，于是就改坐了戏院的长板凳。他们在这里发挥自己的审判才能，评头品足，也就是无情地论罪。
倘若我们仅仅拿这些先生和国家这一最重要最尊贵的职位相比，他们也许会十分得意，而且，如果我们旨在博得批评家们的欢心，我们也会那么做的。既然我们打算有什么说什么，这里就必须提醒他们：司法界还有一种低微得多的职位，与批评家也有些类似之处，这些人不但宣布判决，并且还亲手去执行判决。
但实际上，还可以从一个非常公道和合理的角度来看待当代这些批评家，也就是，把他们看作普通的诽谤者。这种人专门窥探旁人的隐私，只为了发现缺点并到处散播，别无他图。如果可以把这些家伙称作他人名誉的败坏者，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把那些以同样恶意去阅读作品的批评家，名副其实地称作书籍名声的败坏者呢？
我认为，罪恶身边的奴才中，再也没有比诽谤更卑鄙的了，社会上再也产生不出比诽谤者更令人厌恶的蠹虫，魔鬼再也邀不到比诽谤者更值得陪伴、更受欢迎的贵宾了。恐怕世人对诽谤者所怀的憎恨还不及诽谤者应受到的一半。我更担心对诽谤者如此表示宽容是一种犯罪，追究起原因来就更觉可怕。毫无疑问，窃贼比起诽谤者来，就算不得有罪，甚至杀人凶犯的罪也远不及诽谤者的重，因为诽谤是比刀更加残酷的一种凶器，因为它所造成的创伤是永远无法疗治的。只有一种杀人的方法与我们这里所谴责的诽谤行为十分相像，那就是下毒药，那是一切杀人方法中最卑劣最歹毒的。这种罪是如此卑鄙、如此可怕的一种报复手段，因此，我们的法律英明地把这种罪过和其他凶杀行为加以区别，并为它规定了特别严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