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剧作家对于复仇题材的改编兴趣，大多出于对勇士豪杰的钦佩之情，为他们的舍弃生命、英勇赴死的精神感动。此外，这类刺客戏中除聂政的故事外，刺杀本身都与国家的兴衰有密切关系。联系当时中国积弱的境况与为外强凌辱的尴尬，“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的勇士总是可以承载知识者的用心，并通过弘扬为国赴难的精神，激发人民爱国的热情，鼓舞人民反抗的勇气。
（二）复仇主题与民族大义
在历史本事的记载中，史学家最大的限制在于无法对某一历史事件进行无限阐释，并根据时代精神去发展、推衍其内在情节可能性的方面。这种限制一方面保证了历史记载文本关于真实记录的经典地位，另一方面也抑制了历史阐释的进一步发挥。而历史剧的优势却正可以弥补这种限制，与正史、野史的记录形成互补关系。以现代的观念统合不同时期的正义观、伦理观、价值观，并延伸为戏剧史中的历史主义线索。变异史实的改编理念在复仇剧改编中表现较为突出，剧作家通过调整复仇的英雄所处的关系，变更历史事件的主题指向，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事件的性质以及其意义。
聂政刺杀侠累之事记载于《战国策》。这一事件，在历史记载中不过是由“睚眦之事”引起而雇人刺杀的些微小事。在《史记·刺客列传第二十六》中，严仲子与侠累的恩怨属于私人恩怨。“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郤。严仲子恐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侠累者。”而聂政因为母亲健在的缘故一再辞谢，聂政母死，聂政接受严仲子的恳求，他对于严仲子与侠累之间的仇怨并不感兴趣，却感动于严仲子“奉黄金百溢”[3]以求的重视，“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 [4]从历史记载来看，笔者意在表达聂政的侠士风范，承袭着中国历来所推崇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把历史事实改编为戏剧，这种文类间的转换在元代较为盛行，但在元杂剧中，这类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侠士复仇故事开始成为叙事的背景，在这种带着压抑的背景中，文本铺展着一种儒者的精神品格，其魅力不仅感动了亲人，如聂嫈，而且震动了原先的帮凶，如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