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在文化学的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也做出过贡献。从李大钊、瞿秋白、杨明斋到毛泽东和张闻天，都发表过关于文化理论问题的精辟见解。特别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所阐发的一些观点，如认为“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早已成为概括文化和政治经济关系简明扼要的经典之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却没有建构起关于文化学的理论体系。
第二节　社会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的演进
一、社会学
西方社会学在清末时开始传入中国，严复、章太炎等人为其先驱。民国建立后，其传播范围日益广泛，研究水平不断提高，逐渐形成较为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在民国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之中，社会学的发展是较为突出的。
民国社会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12—1927年为其形成或奠基阶段；1927—1937年为其成长阶段；1937年以后为建设阶段。其在形成阶段，又以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五四运动之前，社会学在中国尚处于萌芽状态。这一时期诞生了我国最早传播社会学的团体——北京社会实进会（1913年成立）；出现了第一个大学社会学系——美国人葛学博教授创办的上海私立沪江大学社会学系（1913年成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分别于1916年和1917年较早地开设了社会学的课程。陶孟和与梁宇皋合著的《中国乡村与都市生活》，于1915年出版，这大约是我国学者出版最早的社会学专著。此期问世的值得一提的社会学著作，还有陈长蘅的《中国人口论》（1918），它是国人最早论及中国人口的专著，也是我国使用统计图表讨论社会问题的嚆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