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在《隋书》史论中，突出地宣扬“循吏”的作用，认为：“古之善牧人者，养之以仁，使之以义，教之以礼，随其所便而处之，因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174]这就是所谓“化人”的办法，做到这些，就能统治人民，管理政务，天下安定。他还认为“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175]，主张主要通过教化来达到统治人民的目的。他的这个思想，颇像是道家思想的延续，又如同汉初黄老学说的翻版。其实，这种思想恰是唐初历史条件的合乎规律的反映。处在隋末动乱后的唐初社会，犹如处在秦末动乱后的汉初社会一样，当务之急是要稳定统治秩序，“与民休息”；故汉初有黄老政治，倡言“无为”，唐初有魏徵的“教化”之说，主张“化人”。这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魏徵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比其他人更加面对现实，因而也就更清晰地洞察了当时的社会。他在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中还说过：“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176]可见，他的这种主张教化的思想也是一贯的；而且认为实行这个主张，是要借助于“忠良”、“俊乂”即各级官吏的。因此，魏徵激烈地抨击隋炀帝的种种暴政，称赞循吏梁彦光等人“立严察之朝，属昏狂之主，执心平允，终行仁恕，余风遗爱，没而不忘，宽惠之音，足以传于来叶”[177]，给予他们极高的评价。他尤其赞扬梁彦光等人“内怀直道，至诚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见思”[178]。一个官吏，做到居官实行教化，离任被人思念，恐怕是十分不容易的。魏徵的评论，不无夸大之嫌。至于他提出的“化人”的办法和标准，在封建社会里也是不可能完全付诸实行的。而其教化的目的，从根本上看，也还是为了巩固政治统治。魏徵曾说：“古语云，善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抚之使静。水平则无损于堤防，人静则不犯于宪章。”[179]这就是“化人”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