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想就目前研究得较少的一个方面，即外庐先生在史学理论方面的遗产，讲几点初步的认识，作为纪念外庐先生诞辰90周年的一份心迹。
外庐先生在1982年写成、1986年修改的《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的序言中，总结了自己的学术经历和治学原则。这对他本人来讲，是表明他对社会、对读者的庄严的责任心；而对于广大的学术晚辈来说，它的确是一份珍贵的理论遗产，应当以同样庄严的心情来接受它。诵读这些思想深刻的文字表述，我们总是感觉到：一位哲人和史学家虽然停止了思考，而他的思想却还是活泼泼地在延续和扩大着。同时，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史学理论遗产，对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历史学界，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存在。
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
外庐先生对自己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原则和方法，不仅有坚定的信念，而且有明确的和清晰的概括。他的基本信念是：“总的说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说明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五十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1]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并不限于这几个方面；而外庐先生所概括的，无疑是最重要的几个方面，也是对他的社会史、思想史研究最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几个方面。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外庐先生从不动摇和改变这些“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足以证明他对自己的信仰的坚定，这正是一个杰出的哲人和史学家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