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着吴振海的讲述，望着他那张二十多年后并未改变多少的我所那么熟悉的脸，头脑中飘飞着纷乱的思想絮片。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梁晓声你必须重新认识你这个中学同学。他身上生长着和你截然不同的鳞，你如果搞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你又如何能认识现实？
我问：“你当年究竟怎么想的？”
他反问：“哪一时期的当年？”淡淡一笑，又说，“今天以前对于我都是当年。”
我说：“八二年，你到北京，我劝你‘改邪归正’的当年。”
他说：“那也太便宜了吧？”
我又问：“什么意思？”
他说：“如果我当年听了你的规劝，现在又能怎样？一个中国人，如果从二十岁起便将自己永久地、完全地交付给一个单位，到他退休，不过从单位那里得到十几万人民币，合两万多美金。我们的父兄辈不都是这么活过来的么？可一个人最好的四十年生命，难道真的就值两万多美金么？换一种活法的可能性真的就没有么？我们中国人都说活得很累，其实最累的是国家。精疲力竭的国家，终于不得不换一种存在方式了。所以不管是谁，不管情愿不情愿，都必须换一种活法了。”
我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想的？”
他说：“从我父亲病退那一年。干了一辈子，以领取的工资而病退。百分之七十当年还是对他的特殊照顾。可靠那每月四十来块钱，我们一家五口怎么生活？我父亲那天一到家里就哭。我躲出家门，躲到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也哭了。我对自己发誓——将来我如果不能走一条和我父亲不同的路，我根本就不活到退休那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