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位闺秀把先前仅是推测的事情，后来都成为确信，那是毫不足怪的。我们这些人，简洁地说，就是我们，我们称之为聪明的人们，那办法就完全一样，我们的学者的讨论，就是最好的证据。一位学者，对于事物，首先是像真的扒手一样，非常小心，而且近乎胆怯地来着手的，他提出一个极谦和稳健的问题：“此国之得名，是否自地球上之某处而来？”或是“此种记载，能或传于后世将来否？”或是“吾等不应解此民众为如何如何之民众乎？”于是他立刻引据了古代的作家，只要发现一点什么暗示，或者只是他算作暗示的暗示，他就开起快步来了，勇气也有了，随便和古代的作家谈起天来，向他们提出质问，接着又自己来回答，把他那由谦虚稳健地推测来着手的事，一下子完全忘记了。这时他已经好像一切都在目前，非常明白，以这样的话来结束他的观察：“而是乃如此。此民众应作如此解。此乃根据，应借以判别此对象者也！”于是俨然地在讲座上宣扬，给大家都听得见——而新的真理就到世界上去游行，以赢得新的附和者和赞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