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后，我没有马上回到哲学教育，过一种大学生活，我在一个并不重要的政府部门一直服务到1947年年底，部分原因是因为政府是由工党组阁的。几乎每个人都希望欧洲出现一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统治时期，以作为对纳粹主义和与纳粹主义相妥协的一种回击。1949年夏天，我在巴黎从事对马歇尔计划做出反应的准备工作，这通常被称为是欧洲趋势的转折点，因为美国的行动阻止了普遍的贫穷和经济衰退。我对那个时期印象深刻，而且我仍然对适用于政治和历史变化的这个趋势转折点比喻印象深刻，它正好适合描述前5年时间的情况。在欧洲历史的所有黑暗时期中，1789年和1917年是我特别关注的两年，这两年好像仅仅在设置政治发展的重复形式。我们期望进一步的社会变革、更长时间的革命或接近革命的社会变革。但实际上，随着对进步和革命的渴望逐渐增加，这个趋势来到了，随着对和平和安宁以及对安全的令人疲倦的号召，这个趋势又消失了，而且只有偶然而起的洪水打断这个自然的节律，淹没了大地。
1947年后不久，当我的几个战争期间也在秘密情报部门工作的朋友被曝光，被认为早就是苏联秘密情报人员时，而且也正是在我因此而受到关于他们及其动机的询问时，战前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幻想再次被召唤到我的脑海中。他们已经献身于一个事业，而且这个事业在理论上也有其来源。理论上研究的东西在现实中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完全（公然）的不平等，成了大部分工人阶级令人绝望的贫穷，这种贫穷又为1931年的失业所加重。一种深层意义上的不公平、道德反感的感情已经转变为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即相信有一种冷漠且明显理性的揭示不可避免之未来的历史理论。更大意义上的不公平则要求行动，而且，由于被理论所迷惑，这些英国共产主义者已经用行动来支持一种邪恶的事业，他们忽视了（苏联）共产主义政党的大屠杀、专制和破坏的明显证据。因为，人们可以问，为什么不公平的感觉在它们被认为是高尚的之前，不得不用哲学的理论来加以伪装和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