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陆游和当年诸葛亮所处的外部环境都截然不同，不能相提并论。诸葛亮位极人臣，德高望重，身怀三顾之恩，肩负托孤之重。处于这样特殊的位置，从主观或客观方面都别无选择、义无反顾地必须承担起北伐曹魏、统一中原的大任。他的《出师表》可以说是情理所必然。陆游则不同，作为一个爱国志士，他也怀抱着为国献身的强烈愿望，却并不为统治集团所顾念。在大半生所经历的仕途生涯中，尽管职低位卑，却一再遭到投降势力的排斥和打击，在南宋的官僚集团中，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诗人常以诗鼓吹抗战，批评现实，抒发忠愤之气，更为偏安的小朝廷所不容。令人诧异的是，诗人居然能于这样窘迫尴尬的处境中，不知自忧，反以《出师表》自期自许，心里依然担负着国家兴亡的伟大责任。不在其位亦谋其责，知其不可而为之——仅这一精神品质，也堪许“亘古男儿”了。
这首诗从衰病起笔，以挑灯夜读《出师表》结束，所表现的是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永不磨灭的意志。其中“位卑”句犹如漫漫长夜中的一盏心灯，不但使诗歌思想生辉，而且令这首七律警策精粹，艺术境界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