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眉头微皱，他虽然感到陶希圣未免夸大其辞，中国现有的军力情况他是清楚的，现在甚至比芦沟桥事变时还增加了七十多万人，约53个师。但他却认为这乃是乌合之众，哪敌得住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因此他也没有纠正陶希圣的话，反而觉得很有道理。
陶希圣继续煽动说：“打既不能打，就应考虑存亡绝续的办法，蒋先生现在是更加固执了，完全受了共产党的挑拨，欺人欺已。对于国家处境之困难，全不考虑，对于日本的和议，不加思索的拒绝。汪先生——。”他几乎是拉着哭腔嘶喊：
“如今挽救中国危亡的责任，舍足下还有谁能承担。再袖手下去，我们和平同志一年多来的努力，岂不全成画饼。”
自从高宗武打通联系日本的渠道后，陶希圣就成了汪府的常客，日日怂恿不休，献谋献策，俨然一摇鹅毛扇的狗头军师。汪精卫对他一些过火的话也不怀疑，一者因为陶原本就是“低调俱乐部”成员，对抗日十分悲观；二者陶与汪本有一段渊源，曾跻身于“改组派”的行列，属自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