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不是都像教育学家那样去理解现代生活中的社会问题，他们通常是从不同“行为方式”冲突的结果来理解社会的冲突；他们认为只要冲突的双方都同意让社会科学家为其提供一种更完善的双方都需要的公正的新行为方式，社会的冲突就能够被消除。他们完全忽视了自我利益是社会冲突的原因，在这一点上他们同教育学家没有区别。基姆博·扬格（Kimball Young）说道：
很显然，只要找到一种能够成功稳妥地像解决个人冲突一样解决群体冲突的方式，就能保证使行为得到矫正以适应更加切实可行的外部环境的目标。要成功地实现这一要求就必须把想入非非、高超玄妙的态度理性地转变为尊重科学事实的态度，如果这一转变不是通过宣传而是通过自由讨论则效果更好。这一转变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社会上都是一艰难曲折的过程，但是，只有这一条路才能达到目标。［3］
在这里，能够有效地处理个人关系的技术性方法，能够有效地解决不同文化中产生的某些社会冲突的技术性方法，被看作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怎样用这一灵丹妙药去解决英国与印度之间的问题呢？通过圆桌会议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吗？如果“不合作运动”没有作为一种冲突的形式迫使问题得到解决，英国在会议上能作出大量的让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