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忙于制定各种程序时(分配人员,固定他们的空间位置,对之分类,最大限度地从他们身上榨取时间和力量,训练他们的身体,将连续的动作编入法典,维持他们的可见状态,在其周围设置观察的机器,发明一套相关知识并不断积累),监狱在法律机构之外形成了。[231]
现代人走在一条不能回头的路上,越走越恍惚,他们觉得不对,只能呼喊,耳朵震得嗡嗡响,但声音只在嘴巴里环绕,无处传播,也没人理会,脚步止不住地滑向深渊,魔鬼在那里等着,他挖了这个窟窿。这是让人沮丧的真实感,随之而来的是绝望,但一些人能将忧郁和恐惧变作政治热情,打碎既有的制度,对抗资产阶级,获取平等的生存权,在自然状态中寻找合理的权力契约,这是政治化的浪漫主义。
卢梭有走向情感浪漫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的可能,但它们的心理渊源和历史背景不同。卢梭的身体话语是纯粹的肉体之苦,或残酷的生命体验,而非现代制度下的精神沉闷。退而言之,在旧制度下的法国,多数人口务农,卢梭四处游荡时看到了赋税、徭役等引起的不公平,这些现象古已有之,与物质霸权下的精神贫困不一样。对于卢梭,浪漫主义是源于病痛与生活阅历的“晚期风格”,一个人在生命后期,因身体功能衰退、健康或其他问题,作品会有新风格。[232]颠簸的生活、错乱的想象、源于疾病体验的生命感悟,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他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写作风格。而对于19世纪的人,浪漫主义是对物质化、不可预知的工业社会的迷茫,是在失望中呐喊的青年文学,是科学理性和科层制度所造就的普遍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