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倒是他们比我和树起都活得超然,活得明白,活得纯粹。
杨志松的父亲和刘树起的父亲一样,也是拉车的,当年也快六十岁了。他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他当年下乡的想法也和“革命热情”无关。那一年他父亲病了,看起来以后不能再干拉车运货那么辛苦的活了;而大姐、二姐、大哥都已成家,自己小家庭的日子也都过得很拮据,二哥刚参加工作,每月仅十八元工资。仅以学习成绩而言,他也是那类升高中考大学不成问题的学生。但出于对全家今后生活的考虑,他下乡的决心毫不动摇。
有他这一名同班同学跟我一块儿下乡,真是我的幸运。知青专列一开,车上车下一片哭声,我俩却是微笑着向同学们挥手的,仿佛只不过是很短暂的离别。志松在哭声中对我说:到了地方,咱俩都得要求分在一个连队啊!
我说:“当然。树起他们托付你管住我的嘴嘛!”
他乐了,又说:“明白就好,那以后就得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