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八五七年，普提雅廷到天津，[4]以划界为请，上谕仍说交界只有乌特河一处未定，饬其回黑龙江会议。及一八五八年，英、法兵陷大沽，木喇福岳福带着兵到黑龙江口，派人约黑龙江将军奕山，说自己要到瑷珲去，可以就便开议。于是中国派奕山为全权大臣，和木喇福岳福定约三条：把黑龙江以北之地，都割给俄国，而以乌苏里江以东，为两国共管之地。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行船。[5]是为《瑷珲条约》。此约成后，侍讲殷兆镛，劾奕山“以黑龙江外之地，拱手让人，寸磔不足蔽辜”。然奕山在当日，亦曾竭力争执。而俄人以开战相胁，这时候的情形，恰和结《尼布楚条约》时相反，倘使开战，中国是万无幸胜之理的，徒然弄得牵涉更广。所以边疆的不保，是坏在平时边备的废弛，并不能专怪哪一个人。
这时候，普提雅廷在天津，仍以添设通商海口，由陆路派员赴黑龙江，再清疆界为请。清朝对于俄国，前此迄未许其在海路通商。[6]这时候，仍限于每国通商，只许五口。先是一八五〇年，俄人请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三处通商，清廷议许伊犁和塔尔巴哈台，而拒绝喀什噶尔。以奕山为伊犁将军，和俄国订立《通商章程》。所以这时候，清朝说俄国通商，已有三口，[7]若再援五口之例，则共有八处，他国要求，无以折服，乃命于五口之中，选择两口，至多三口。后来因要借俄、美之力，以牵制英、法，乃先和俄、美两国订约，把前此所争执，概与通融。是为一八五七年俄国的《天津条约》。约中订明：（一）以后行文，由俄外务部直达军机处，或特派的大学士。俄使遇有要事，得由恰克图故道，或就近海口进京。（二）开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七处通商。[8]（三）陆路通商，人数不加限制。（四）许在海口和内地传教。（五）京城恰克图公文，得由台站行走。[9]（六）而仍有派员查勘边界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