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以康有为及其弟子为中坚掀起的孔教运动，客观上适合了袁世凯、张勋为复辟帝制而尊孔的需要。1912年10月，陈焕章、麦孟华、沈曾植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推康有为为会长，陈焕章任总干事。总会初设上海，1913年迁至北京，次年再迁至曲阜。在此前后，国内各地和海外一些地方都成立了尊孔团体。
康有为是孔教运动的灵魂、首脑。他鼓吹建立孔教、提倡以孔教为国教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宗教是人类文明的普遍特征，“凡国必有所谓国教也”[1]，孔教是宗教，可定孔教为中国国教。康有为指出，欧美发达之国均信奉基督教，法国革命与日本维新皆保存“国教”，唯有生番、野人无教，“今中国不拜教主，非自认为无教之人乎？则甘与生番野人等乎？”[2]他力图将孔教宗教化，以使孔教符合宗教定义。他说：“孔子尊天事帝，无贰尔心，明命鬼神、为黔首则，原始反终，而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而知鬼神之情状，孔道何所不有……孔子弟子传道四方，改制立法，实为中国之教主。”[3]既然孔子创设了圣教，则宜遍立孔教会，广为传布，以治人心，定风俗。第二，孔子之道亘万世而常新，适合于共和时代。他指出“或者谓儒家经传，多重伦纲，今政改共和，君臣道息，诸经旧义，窒碍难行，其道既不适于今时，其教即难施于世宙”的说法，是“未知孔子之大者”，强调孔子大同之道适合于共和之世：“孔子之为道，博大如天，兼备四时……若至太平大同之义，则稍微其文，以待后圣发挥其义……今孔子有平世大同之道，以治共和之世，吾国人正可欢喜恭敬，讲明而光大之。”[4]孔子太平大同之义，只需经“后圣”重新诠释，自能发现人道主义、博爱、平等、自由之说，因而适合现代社会。第三，尊孔与帝制无必然联系。康有为赞赏欧美各国“妙用政教之分离”，政治与宗教两不相碍，两不相失。指出“今吾国亦宜行政教分离之时矣”[5]。孔教可相对独立于政治，提倡孔教与帝制复辟也无必然联系。此外，康有为还强调孔教是“中国之魂”、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千百年来已“化于民俗，入于人心”，若毁弃孔教，无异于中华“种族”之灭绝[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