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牧十七年散文的如上三层不足，势必导致它出现第四层缺陷：创作主体的迷失。所谓创作主体的迷失，并非是在行文中“我”没有出现，或出现得太少，而是失去了创作主体的那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我”作为智者通过审美途径发表思想成果的地位，作为抒情主体抒发真情实感的资格，并降格为展览馆的讲解员。
曹毓生：《秦牧散文观的矛盾及其负面影响》，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3.作为一个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邓拓对当时的“浮夸风”看得很清楚，他在不触动“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了反思和善意的批评，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伟大的空话》《一个鸡蛋的家当》《说大话的故事》等名篇中。利用可笑的故事、鲜明的形象、通俗的语言，讽刺“统统用空想代替现实”、“喜欢用许多大字眼”说一些“伟大的空话”，及时指出当时普遍存在的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吹牛皮、说大话的反常现象。《燕山夜话》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继承鲁迅杂文的优良传统，直面人生，大胆批评，使杂文这面旗帜飘扬在中国60年代干涸的土地上。这就是邓拓杂文“韧性战斗”的风格。
邓拓无可非议地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对当代杂文和思想建设的独特贡献，首先在于他是继鲁迅之后第一个在报纸上开辟杂文专栏的作家，而且蔚成风气，影响深远。尤其可贵的是在困难时期一扫沉闷的空气，活跃了文坛，用杂文的形式提倡和引导读书。其次，他开创了“知识杂文”的先河，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让深奥的典籍拂去尘埃，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让人受到历史老人的熏陶。这就扩大了杂文的知识容量和教育功能，使杂文成为传授知识的良好载体。三是学者型高级干部带头写文章，使杂文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言之有物，高屋建瓴，匡正时弊，激浊扬清，引起疗救的注意，提升了杂文的思想质量和批判功能。四是在“文革”非常时期使杂文受到空前的“反面”宣传和严峻考验，寻常百姓都知道了邓拓及“杂文”，彰显了杂文的思辨精神和文胆风骨。邓拓坚持真理，维护信仰，是以生命为代价捍卫杂文和人格尊严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