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怀京 张桂霞 译)
[1] 原载周洪宇等:《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 霍布斯鲍姆(Hobsbawm):《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0页。
[3] 费正清,邓嗣禹(Fairbank and Teng):《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0-223页。
[4] 陈华宽:《现代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9年,第113页,第114页。
[5] 引自汪一潮(1966年)的观点,我用“知识分子”这个词简单地指受过中等学校教育以上的人们。
[6] 李孝悌(译音):《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0—1911》,台北现代历史学会,1992年版。
[7] 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紧张态势当然是俄国历史的中心。一方面,俄罗斯的民粹派断言,革命的推动力天然地存在于人民之中,因而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去乡村与人民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