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些，说明司马迁是从秦的酷法役民到汉的“清净”“无为”“与民休息”这一政策的变化，来总结汉初统治者是如何巩臣统治、发展社会经济的。不论是处置封国问题，还是解决民族矛盾问题，汉初统治者都没有改变“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这就证明汉初统治者是真正总结了秦亡的教训。在这方面，陆贾及其所著《新语》起了重要的作用。
唐朝继隋而起，就像汉朝承秦而兴一样，隋唐王朝是秦汉王朝之后又一次两个蝉联的统一政权，其中得失存亡之故，颇有相似之处。唐初史家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中，提出了对现实政治极有参考价值的认识。贞观十年成书的《隋书》，在这方面是有代表性的；魏徵撰写的《隋书》史论，是这些认识中最有见地的。《隋书》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很多，大要说来，一是关于得失存亡之辨，二是教化和用人。隋何以亡，唐何以兴？这个问题犹如西汉初年陆贾撰《新语》一样，是《隋书》要回答的根本问题。“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13]。这是《隋书》对隋朝历史经验教训的最重要的概括。对于这个问题认识，《隋书》史论首先是从变化的观点来分析的，认为隋朝“衰怠”“乱亡”的原因“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14]，它起于文帝而“成于炀帝”。《隋书》史论分析了隋亡“成于炀帝”的种种政治原因，指出：炀帝统治时，“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15]。这些认识，是接触到隋朝灭亡的一些根本问题了。其次，《隋书》史论分析了文帝、炀帝在政治举措上出发点的不同，阐述了“高祖之所由兴，而炀帝之所以灭”的原因[16]，指出：隋文帝在统一南北的战争中，对人民的“动”是为了使其“安”，对人民的“劳”是为了使其“逸”，故能以致兴；而隋炀帝“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仇”，故必然致亡。这是说到了人心的向背，决定了隋朝的兴亡。魏徵的这个认识是带有一贯性的，他曾多次引用《荀子·王制》篇上的话劝告唐太宗：“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17]后来唐太宗本人也用这话诲谕太子[18]。这在唐初统治者中，无疑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最后，《隋书》史论还从财政、劳役、兵役等一些具体政策上总结了隋朝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到“取之以道，用之有节，故能养百官之政，勖战士之功，救天灾，服方外，治国安人之大经也”的道理，以及对待人民“不夺其时，不穷其力，轻其征，薄其赋”的必要性[19]。这些见解，从阶级实质来看，是为了巩固唐王朝的统治而提出来的；从历史观点来看，是比较明确地认识到社会生产的发展与破坏，对于政权的兴盛与衰亡有直接的关系。唐初统治集团注重制定发展社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各种措施，其思想基础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