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武侯且表于后主曰：“成都有级八君株，薄田十五顷，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粟，以负陛下。”一若志晦不章、忧谗畏讥之疏远小臣，屑屑而自明者。呜呼！于是而知公之志苦而事难矣。后主者，未有知者也，所犹能持守以信公者，先主之遗命而已。先主曰：“子不可辅，君自取之。”斯言而入愚昧之心，公非剖心出血以示之，岂能无疑哉？身在汉，兄弟分在魏、吴，三国之重望，集于一门，关、张不审，挟故旧以妬其登庸，先主之疑，盖终身而不释。施及嗣子之童昏，内而百揆，外而六军，不避嫌疑而持之固，含情不吐，谁与谅其志者？然则后主之决于任公，屈于势而不能相信以道，明矣。公乃谆谆然取桑田粟帛、竭底蕴以告，无求于当世，其孤幽之忠贞，危疑若此，而欲北定中原、复已亡之社稷也，不亦难乎？
于是而知先主之知人而能任，不及仲谋远矣。仲谋之于子瑜也、陆逊也、顾雍也、张昭也，委任之不如先主之于公，而信之也笃，岂不贤哉？先主习于申、韩而以教子，其操术也，与曹操同，其宅心也，亦彷佛焉。自非司马懿之深奸，则必被制曳而不能尽展其志略。故曰公志苦而事难也。不然，公志自明，而奚假以言明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