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于西学的识见均十分有限，只有援西入中以西为用的手段，断无独悟别会之深功，因而论及新学之本原时，梁启超更多地关注于“今文学”的影响：“其最近数十年来，崛起之学术，与惠、戴争席，而驳疆相胜者，曰西汉今文之学……道光间，其学浸盛，最著者曰仁和龚定庵、曰邵阳魏默深……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响导，必数定庵。”"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而二子皆治今文学。”即或新学之种种流弊，也是与“今文学”与生俱来，“……然定庵憔悴牢落不得志，其道力不足以自胜，故细行多不检，其恶习影响于新学界者亦有焉”①。
最后，康有为汇聚并整合了晚清学术文化的蜕变趋势，完成了由旧趋新的历史转折。晚清学术演进的路向“先后衍成三种趋势”(梁启超所述之“乾嘉间朴学之正统派”“经世致用之学”“泰西之学”②),而“三种趋势”虽已孕育着反叛旧学的内在动因，却是由康、梁适势而起完成了“集其大成”的历史任务，从而以新学标领时代。所以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大势》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