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于西学的识见均十分有限,只有援西入中以西为用的手段,断无独悟别会之深功,因而论及新学之本原时,梁启超更多地关注于“今文学”的影响:“其最近数十年来,崛起之学术,与惠、戴争席,而驳疆相胜者,曰西汉今文之学……道光间,其学浸盛,最著者曰仁和龚定庵、曰邵阳魏默深……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响导,必数定庵。”"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而二子皆治今文学。”即或新学之种种流弊,也是与“今文学”与生俱来,“……然定庵憔悴牢落不得志,其道力不足以自胜,故细行多不检,其恶习影响于新学界者亦有焉”①。
最后,康有为汇聚并整合了晚清学术文化的蜕变趋势,完成了由旧趋新的历史转折。晚清学术演进的路向“先后衍成三种趋势”(梁启超所述之“乾嘉间朴学之正统派”“经世致用之学”“泰西之学”②),而“三种趋势”虽已孕育着反叛旧学的内在动因,却是由康、梁适势而起完成了“集其大成”的历史任务,从而以新学标领时代。所以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大势》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