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父亲在沟通现场的行为正如他所总结的方法——激将法——谈话基本都是对孩子的贬低、打击和刺激。但这种激将法让孩子看不到希望，只有对自己能力的怀疑和对未来的恐惧和绝望。父亲离开后，研究者对儿童进行了单独访谈。访谈中孩子一直低头哭泣，抠指甲，很少回答研究者的问题。整个访谈中只做了三次回答：“他老骂人，还打人”“先讲我做错的题，就骂还打……我不高兴”“我不想让他来，他非要来”。离开之前，儿童主动对研究者说了一句话：“我想骂他。”
我们对观念性侮辱指责的界定是，父母的侮辱性指责内容是其真实观念的反映，是其观念的无意识流露，父母并不想将指责当作激励孩子的工具而做出特别的夸大。这种行为在差生亲子沟通过程中经常出现，已经成为这些父母与儿童进行有关学业问题沟通中的习惯性表达方式。例如，在本研究中，有一位母亲在沟通过程中多次对女儿、研究者说道“可能这孩子笨”“她的脑瓜不行，就少一部分……唉，怎么说呀，就是笨”“她就倒不过味，反正倒不过味儿来，这孩子脑袋瓜不灵”“孩子笨……咱家长也笨，这也有关系吧”“我每天都说，笨孩子回来了”。当儿童从时间限制、题目难度等方面评价测验和自己的表现时，母亲插入说：“你就直接说‘我笨’。”在沟通过程结束研究者送母女离开时，母亲特意问研究者：“我孩子是不是脑子很笨？正常吗？她做题老转不过弯来。”这说明母亲真的对女儿的智力水平存在怀疑，并经常因为女儿成绩不理想或者粗心而给以严厉责罚（包括扭、打），从而不断将这种“脑子笨”的观念传递给女儿，给儿童带来较大情绪压力。